脱贫攻坚与“三农”改革热点难点问题
文: | 图: | 部门: 丨 签发人: 丨 发布时间:2018-07-30 11:28:32 丨 点击数: | 来源:本站原创
今天,我主要围绕脱贫攻坚与“三农”工作,与大家交流两个方面内容。
一、关于脱贫攻坚问题
(一)世界消除贫困历程
脱贫不仅是国内大事,也是国际大事。减贫,是世界最重要的人权事业之一。
1992年12月,第47届联合国大会决定由1993年起每年的10月17日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
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把到2015年将世界极端贫困人口和饥饿人口减半,作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之一。
2004年5月,全球扶贫大会在上海召开,主题是大规模增进减贫成效,确保到2015年之前能全面实现贫困人口减少一半的联合国千年目标。
2015年9月,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其中第一个目标是“到2030年,在世界所有人口中消除极端贫穷”。
国际贫困线标准。世界银行最早于1990年推出贫困线标准,每人日均生活费1美元。2008年,将国际贫困线上调到每人日均生活费1.25美元。2015年,将国际贫困线标准上调到每人日均生活费1.9美元。
全球贫困状况。2015年7月,联合国发布的《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显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从1990年的19亿降至2015年的8.36亿。现在全球超过40%的极端贫困人口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也是贫困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该地区极端贫困人口占全球贫困人口的34%。减贫是全球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我国扶贫开发历程
1.1978—1985年,实施“三西”农业建设,拉开全国区域性扶贫开发序幕
据统计,到1978年,全国连基本温饱都没解决的绝对贫困人口有2.5亿。1983年国务院开始针对甘肃的河西、定西,宁夏西海固地区的47个县实施以“三西”农业建设,提出“五年解决温饱,两年巩固提高”的目标。到1985年,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减少到1.25亿人。
2.1986—1993年,开启大规模扶贫开发,以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和生存存在绝对困难状态的贫困人口为主要目标
1986年,国务院扶贫和开发领导小组正式成立。1986年,第一次确定的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仅为人均纯收入206元,把全县人均纯收入低于150元的县确定为贫困县,少数民族自治县和革命老区的贫困标准则扩大到200元。1986~1993年间,全国的国定贫困县共有331个。
3.1994—2000年,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1994年,国务院颁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把其当作未来7年扶贫开发工作纲领,力争用7年左右时间,到2000年底基本解决农村8000万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实现绝大多数贫困户的人均年纯收入达500元以上。到2000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下降到3000多万人。
4. 2001—2010年,贫困村成为扶贫瞄准对象
2001年,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和开发纲要(2001-2010年)》,重新调整扶贫工作重点县,贫困村成为扶贫的瞄准对象。截止2010年,按照年人均纯收入1274元的扶贫标准,全国贫困人口2688万人。
5. 2011—2014年,扶贫开发进入新阶段
2011年,中央、国务院颁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是第二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十年《纲要》,重新定义了中国扶贫开发的理念,重新调整了扶贫开发的战略,重新制订了扶贫开发的政策措施。《纲要》提出,扶贫开发总目标是“两不愁、三保障”,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按照2011年新制定的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国家扶贫标准,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将从2688万人增加到1.28亿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实现了6亿多人口的脱贫。截止2014年,全国有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从2014年开始,我国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我国提出,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仅剩六年时间要实现全部脱贫,每年要减贫1170万,平均每个月要减贫100万。
6. 2015—2020年,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我国基本实现,我国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2015年11月,召开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习近平总书记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201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正式发布,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改“大水漫灌”变“精准滴管”。截止2015年,全国有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全省有380万贫困人口、11501个贫困村和88个贫困县。全省每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万左右。
全国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我们党作出的庄严承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生活在扶贫标准线以下。邓小平提出现代化发展“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十八大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一是到2020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是到本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实现中国梦的两个宏伟目标。打赢脱贫攻坚战,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实现。
(三)我省精准扶贫的决策部署
2015年7月7—8日,召开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省委以全会形式部署扶贫攻坚,我省首次,开全国先河。会上省委书记王东明作了题为“决战全面小康、全力精准扶贫,以务实之举坚决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的讲话。全会作出了“集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提出扶贫攻坚“3+10”扶贫攻坚政策组合拳。其中“3”是指《扶贫开发纲要》《扶贫开发条例》以及《中共四川省委关于集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10”是指与《决定》配套的10个扶贫专项方案。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扶贫、产业扶贫、新村建设扶贫、教育与就业扶贫、生态建设扶贫、医疗卫生计生扶贫、文化惠民扶贫、社会保障扶贫、社会扶贫和财政金融扶贫等内容。
目标任务:到2020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全省380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1501个贫困村和8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四个好”目标。今年,实现南部县、蓬安县、广安区、前锋区、华蓥市5个贫困县首批“摘帽”、2350个贫困村退出和105万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基本要求:六个精准。即:扶贫对象精准,扶贫项目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扶贫措施精准,驻村帮扶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主要内容:“五个一批”扶贫攻坚行动计划。即: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移民搬迁安置一批,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医疗救助帮扶一批,灾后恢复重建一批。在10个专项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17个扶贫专项方案,涉及17个省直部门。即: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农业产业扶贫,工业产业扶贫,旅游扶贫,商务扶贫,农村土地整治专项扶贫,科技扶贫,新村建设扶贫,教育扶贫,贫困家庭技能培训和就业促进扶贫,生态建设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医疗卫生计生扶贫,文化惠民扶贫,社会保障扶贫,社会扶贫,财政金融扶贫。贫困村“五个一”驻村帮扶。即:每个贫困村确定1名县以上联系领导、1个帮扶单位、1个驻村帮扶工作组、1名第一书记、1名驻村农技员。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四好村”创建活动。目前,活动方案已经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并通过。
当前,正举全省之力抓脱贫攻坚,领导机构健全,成立了由省委书记、省长任“双组长”、11名省领导参加的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明确党委专职副书记协助党委书记分管脱贫攻坚,健全各级扶贫移民机构。今年以来,先后由省领导带队,省直有关部门参与,对5个首批摘帽县专项督导、彝区藏区及面上贫困县蹲点督导,大规模、全覆盖开展督导,推进脱贫攻坚。
二、当前“三农”热点难点问题
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简称“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由来,2000年3月,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中南财经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致信朱镕基总理,反映当地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句话,此信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当时,中央减负办对农民因上缴不起各种农业税吃农药或上吊自杀情况进行通报。对此,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作出“三大决策”: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二是改革财政制度,实行转移支付。三是对种粮农民、农机、良种实行补贴。
“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提出了两大“三农观”。第一个“三农观”是“强美富”,就是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强美富”,“三农”必须“强美富”。第二个“三农观”是“三让”,即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一)关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业转型发展
1.农业定位。农业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传统产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粮价涨则百价涨,粮价稳则天下安。毛泽东曾讲,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粮食安全问题,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面,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现在国际市场上,连续五年口粮余缺只够五千万人吃。在韩国、日本,农业被称之为“六次产业”,农业不是简单的一产业,农业自身具有一二三产业的属性。
2.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的四大挑战。(1)两个天花板。按世贸规则,一个国家对单个农产品的补贴不能超过总产值的8.5%:一个国家对所有的农产品的补贴,不能超过整个农业的总产值的8.5%。这两个8.5%我们都已经抵拢上限了。(2)一个地板。一个地板,是指农业的生产成本。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造成的地板抬高。(3)两个紧箍咒。第一个紧箍咒是资源约束,耕地减少,水资源缺乏。第二个紧箍咒是环境约束,包括水污染、空气污染等,但最大的环境约束是耕地污染。农业部发布,目前我国耕地土壤长期处于亚健康状况,存在退化面积大、污染面积大、有机质含量低、土壤地力低等“两大两低”问题。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农业必须率先实现绿色发展。(4)消费水平升级。由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升级。
3.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思路。(1)坚持一个核心。一个核心是指适度规模经营。只有适度规模经营,才能有效益。放活土地经营权,推动产权合作、股份合作。国内专家讲适度规模经营概念,以种植业为例,北方一年一熟,家庭经营百亩以上的,叫适度,南方一年两熟,家庭经营原则上以50亩以上为适度。这一轮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主要是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
(2)发展两大体系。一是经营体系。经营体系主要有4种类型:第一是家庭经营。重点是发展家庭农场。第二是集体经营。第三是合作经营。建立各种专业合作社。第四是企业经营。积极引进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家庭农场”、“龙头企业+专合社”、“龙头企业+集体牧场”等模式,推进农产品初深加工和营销。在农村,经营体系还比较薄弱,导致农业没有效益。有机农业从一定程度上讲,就是自然农业。
二是服务体系。第一是生产生活服务体系。重点放在供销社改革和完善上。这一轮深化供销社改革主要实现所有乡(镇)供销社全覆盖,构建供销合作、生产合作、金融合作、消费合作“四位一体”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第二是科技服务体系。对农村而言,这方面比较薄弱。邓小平曾讲,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第三是农产品市场服务体系。要做好发展农村电商、冷链物流两件大事。农村电商必须建立在基地发展的基础上。第四是农业保险服务体系。农业有五大风险,即:政治风险、市场风险、旱涝风险、疫病风险、品种退化风险。国际通行做法,政府对农业给予补贴。推进生产保险。第五是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3)按照“三大标准”,打造农业品牌,加强质量监管。按照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标准,组织生产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满足大众人群、中等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需求。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标准,不只是一个概念,而从田间到餐桌均有一套严格的指标体系。
(4)建好“四大”基础。一是路;二是水;三是电力电讯;四是土地。目前,全国正在面上治理耕地亚健康状态,减化肥、减农药。农业部提出,用五年时间实现化肥、农药零增长,再用五年时间实现全部使用农家肥。
(5)做好“五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是念好山水经。第二篇文章是唱好林草戏。第三篇文章是打好果蔬牌。第四篇文章是奏好交响乐。奏好交响乐就是促进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自身具有一二三产业的属性。农业的一产业是指种植业和养殖业;农业的二产业是指农产品的加工业,既包括初加工、又包括深加工。农产品初加工,是农村增收的巨大空间,有五个档次:第一个档次是洗尽挑选、包装贴牌、上市;第二个档次是烘干;第三个档次是腌制;第四个档次是榨汁;第五个档次是保鲜,这是农产品初加工的最高档次。农业的三产业不是指农村的服务业,而是指农业自身具有观光功能、文化功能,形成了农耕文明,让人饱眼福,在此基础上与文化、旅游等结合发展。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第五篇文章是搭好开放台。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开展招商引资等对外开放活动,发展农业龙头企业、电商企业等。
(二)关于农民增收的外部机制和探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
(1)农民增收的外部机制。农民增收外部机制要把握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国民经济的初次分配解决好两个问题。建立稳定农产品销售价格的合理机制,传统是实行政府保护价,建立目标价格保险,防止谷贱伤农。解决好农民工同工同酬。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好,才能保证农民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收入。第二个环节是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两化一覆盖”。“两化一覆盖”,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教育、医疗等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城乡社会保障同标同价全覆盖。
(2)探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一是“一网三保”职业农民制度框架,即农户经济安全网,农业生产经营保障、农户收入收入生活保障、农民社会福利保障。二是建立职业农民培训制度。职业农民培训分为中职、高职、大学、进修等层次。三是建立职业农民准入制度。通过职业农民认证,发展家庭农场,培育核心农户。四是建立职业农民退养制度。从进入农业生产经营,到退休养老全过程的制度安排。
有一项小范围的问卷调查显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民最有获得感的政策,排在前四位的是:一是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二是允许农民自由流动、迁徙,允许外出务工;三是全面取消农业税,实行补贴;四是国家在制度层面,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我个人认为,最让农民有获得感,就是建立职业农民制度,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
(三)关于新农村建设与人的新农村和人的城镇化
(1)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一是建设美丽乡村不能 “涂脂抹粉”,房子外面刷层白灰,一白遮百丑。二是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三是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望见的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四是新农村建设关键要做到规划先行,哪些村保留、哪些村整治、哪些村缩减、哪些村做大,都要经过科学论证,不要头脑发热,不顾农民意愿,强行撤并村庄,赶农民上楼。五是农耕文明是农村的软实力。农村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我们要担负起传承农耕文明的代际责任。六是必须看到,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大部分国土面积是农村,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以上,还有四五亿人生活在农村。
(2)农民在农村居住的四种形态。我曾接受香港《文汇报》采访时表示,现在中国农民的住房呈现四种形态:一是常住农民。常住农民是指“386199”部队和55岁以上的第一代农民工;二是季节性回农村居住。农民工农忙时节或春节等节假日回农村居住,多数房子闲置;三是完全在城市居住,长达五年以上没有回去居住,大概在一个村中占10~15%,这一部分的房子损坏了;四是农村无房户、危房户、困难户。
(3)农村住房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形式。基本原则:规划先行。坚持县统筹协调,乡做总规,行政村做详规;小组微生。即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化;因地制宜。宜聚则聚,宜散则散。
基本形式:保、改、建、租。保即保护,对古屋、古树、古井、古迹等进行保护;改即改造,对具备基本居住功能、不宜拆除重建的旧村落旧民居,进行改造提升;建即新建,坚持宜建则建,重点新建无房户、危房户、困难户住房;租即廉租,把闲置的房屋廉租给无房户、危房户、困难户等。
(4)人的新农村核心是解决好“三留守”问题。我国农村问题,就是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三留守”问题。留守儿童一年甚至几年看不到父母,长期与隔代的爷爷奶奶生活,享受不到良好教育,造成性格畸形、心智不健全。“三留守”问题关乎我们民族的可持续发展。重视 “三留守”问题,解决好 “三留守”问题。
(5)人的城镇化核心是解决好三亿农民工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5年农民工总量为27747万人,农民工是一个巨大的群体。近期目标:解决3亿农民工进城落户。基本要求:让农民工进了城,住得下、能就业、有保障、融得进、均平等。基本政策:“人地钱”三挂钩,是指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城镇建设用地新增指标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挂钩、基建投资安排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
(四)关于农村“三块地”改革问题
第一块地,农村承包地。赋予“三权”权能,承包地所有权归集体不变,承包权和经营权归农户不变,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目前,中央深改组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
第二块地,农村宅基地。保障农户依法取得的宅基地用益物权,对农民住房财产权作出明确界定,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和自愿有偿退出机制。
第三块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享有同等权利,同权同价入市。
我国农村改革,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核心要素是农民和土地,要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农民一头连着农村、一头连着城市,土地一头连着生产力、一头连着生产关系。在农村改革中,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这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
防止“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比如,墨西哥、巴西、菲律宾、马来西亚、南非以及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一直挣扎在中等收入国家状态。我国正在跨越中等收入国家当中,只有进入高收入国家,才能实现中国梦。“中等收入陷阱”对我们很有警示。
“中等收入陷阱”第一步,传统资源消失,经济自然减速。传统资源是指自然资源、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中等收入陷阱”第二步,对形势作出错误判断,造成决策失误,经济由减速变为停止或负增长。主要是对经济形势误判。全世界陷入“高收入陷阱”的国家只有日本。
“中等收入陷阱”第三步,对公平重视不够,没有做大蛋糕、分好蛋糕。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一些国家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中等收入陷阱”第四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体制固化、丧失活力、政局不稳,执政党、在野党更迭成为常态,执政党上台后许愿、画饼,施政目标没有实现就立即被要求下台。这样,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三农”而言,要防止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解决好3亿农民工问题,让他们在城市稳得下来、融得进去。坚持农村土地制度不改变,留住农民工的农村土地,当农民工融不进城市,可以返回农村。我个人认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三农”角度分析,经济有韧性,是因为农民工有韧性,城市可以就业,就到城市就业。城市无法就业,就返回农村;经济有回旋余地,是因为我国有广阔的农村。
谢谢大家!
(作者:省委农工委常务副主任 杨秀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