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魂二班学员讲座   王旭

今年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新型城镇化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今天我想结合新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为大家解读新型城镇化的内涵。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正式提出“新型城镇化”。学界纷纷对此概念进行解读，如“人的城镇化”、“无污染的城镇化”、“质量的城镇化”等。那么，过去的城镇化的内涵是什么？学界普遍认为， 1990年以来是以“空间（土地）拓张”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化。那么造就过去的“空间城镇化”和目前的“新型城镇化”的逻辑是什么？只有对这个逻辑有了深入的了解，才不会“误解”新型城镇化。

一、 城镇化与新马克思主义

城镇化模式的选择本质上是资本积累模式的选择，这成为理解城镇化的关键。新马克思主义强调从结构的层面深刻分析社会问题，它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扬弃，将地理（空间）要素纳入到资本积累的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解释社会经济系统以及运行的地理条件、过程与结果。Lefebvre（1974）提出空间的政治经济内涵，认为：空间不是中性、客观的科学对象，也不是物质性的器皿，而是带有目的和意图被生产出来的。他提出了空间的“三元辩证法”。Castells（1977）提出“集体消费”理论，认为集体消费是城市的主要功能，现代资本主义越来越依赖集体消费，并且空间是重要的集体消费品。Harvey（1978）强调空间的“主体性”，将“空间”置于“资本积累”的过程，提出“资本循环理论”。为了追求超额利润，资本容易陷入过度积累的危机；为了缓解危机，资本便从第一循环（工厂生产）进入第二循环（物质空间生产）和第三循环（集体消费和科研）。对于正从“空间城镇化”过渡到“人口城镇化”的中国，新马克思主义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总的来说，城镇化是在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框架下，在地方政府、资本、公民的直接作用下推进的。

二、 1990年以来传统城镇化的逻辑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推动了以“空间拓张”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城镇化。地方政府与资本一样，具有积累的冲动，快速积累“政治资本” 。在过去“GDP崇拜”的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的政治资本主要通过以GDP为核心的经济指标得到体现，政治资本的积累和经济资本的积累“耦合”起来，地方政府和资本便形成增长联盟。

地方政府通过建设基础服务设施，拉动空间生产（生产型空间和消费型空间），吸引资本，从而实现GDP持续增长和政治资本的积累。虽然生产型空间（工业用地）的生产直接获利较少，但它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通过较低的成本，吸引投资，刺激第一循环（工业生产），带来税收和GDP增长；另一方面，工业生产将带来大量就业人口，将促进消费型空间（商业和居住空间）的生产与消费，从而获得补贴（以地养地）。为了积累的“持续性”，地方政府必须保障有足够的资本投入到下一轮循环之中，需要减少“资本耗散”。它通过对空间生产的垄断，压低征地支出，减少资本流入三次循环（福利和消费部分），从而造成了农民的“半城市化”。在这一阶段，由于劳动力过剩，形成“买家市场”，劳动力在与资本谈判的过程中处于劣势，工人的工资、福利保障等不可避免地被压缩。并且，大量低端制造企业将环境污染的成本“外部化”。因此，这一时期的城镇化是以地方政府为核心、以资本为依托、以空间为主线推进的。资本和地方政府形成联盟，极化资本的配置，为了减少资本耗散，忽略了公民的部分需求。

三、传统城镇化模式的危机和新型城镇化

在快速城镇化和土地稀缺的双重背景下，空间生产利润巨大，一次循环中过剩的资本便快速流入二次循环。空间必须通过有效的消费才能转换成资本增量，体现为城市土地、基础设施、厂房、住房、商业办公楼等的购买和使用，否则，这部分商品就会面临贬值和泡沫化的风险。因此在这一阶段，我国的土地利用粗放，空间生产过剩，特别是三四线城市住房市场泡沫严重，甚至部分新城还沦为“鬼城”。资本急需新的投资途径来缓解空间过度生产带来的危机。同时，正如周其仁教授所说，对于征地，当农民醒来，冲突就明显了。近年来大城市近郊区的农民对空间的争夺尤为激烈，如呼和浩特、武汉、贵阳等。当地农民为了增加拆迁赔偿，在耕地上“种房子”，更有甚者将耕地租给“公司”来种，共同分享高额补偿。为了保护资本积累的“机器”，在部分地区，地方政府与城郊农民产生了极大的冲突。过去的空间城镇化面临着较大的危机。

再者，近年来公民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影响逐渐增强，它也将改变过去资本配置模式。公民的环保意识高涨，传统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将从“外需导向”转变为“内需导向”。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的研究，每年2000万农民工的城镇化需要投入２万亿的资金。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消费成为拉动内需和新一轮资本循环的关键，农民工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将得到强化。刘易斯模型中第一个拐点已经来临，劳动力市场将从“买方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将会有显著提升。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二、三百年的城镇化历程，它不仅表现为时间的高度“压缩”和独特的“压缩”环境（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在GDP崇拜的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和资本便形成联盟，形成了“资本快速积累”的城镇化模式，为了实现资本极化配置、减少耗散，公民的部分需求被压缩。现在由于内部外部环境的改变，地方政府、资本和公民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整，排除公民在外的传统城镇化难以为继，传统的 “压缩城镇化”逐步解体，资本极化配置也将瓦解，资本将迎来“扩散”，从一次循环和二次循环“扩散”到三次循环。然而，地方政府、资本和公民并不能独自完成这个调整过程，中央政府需要进行顶层设计，如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和以GDP论英雄的考核制度等。因此，新型城镇化其实是“主体”和“主体利益”的“平衡”与“协调”。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对过去忽视“人”的传统城镇化进行补课。

四、结束语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3）所说，两个“30年”互不否定。同样，也不能用“新型城镇化”否定“传统的城镇化”。强调“积累”、“资本极化配置”的传统城镇化是在当时资本稀缺的条件下实现城市原始积累的有效途径，也造就了“中国奇迹”。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需要考虑分好蛋糕的同时也应考虑做大蛋糕。贺雪峰（2014）指出集体消费和劳工薪酬的提高虽然可以拉动内需，但过高成本的城镇化模式对我国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政府应以“量入为出”的原则，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如过度福利化），注重资本积累，改变国家支柱产业，从全球价值链中的“低附加值”部分升级到“高附加值”部分，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